第七节许思一(2/3)
这个词是泊来词。什么是阶级？就是由于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区分成的群体。叫阶层亦无不可。经济地位造就了阶级，人们都基本在本阶级范围内活动。交友如此，婚丧嫁娶更是如此。这就是俗语所说的门当户对。如果不讲其政治诉求，阶级就是阶层，但因带上了对抗的因素。阶级便更为传神。
“政治总是因阶级的产生而兴起的。在没有产生阶级的原始社会。政治清明，便是儒家所向往的，念念不忘赞赏不已的大同社会，礼记中所载的‘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……’那一段，是吾国知识分子永恒的向往。但实现那种社会的时代几乎没有，原始社会没有记载，进入到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后，我认为没有一个朝代做得到。
“既有阶级，彼此的利害便绝不相同。比如地主与雇农。一方总想多收租子，另一方却总想着减租减息。当今社会的统治阶级为世袭的贵族和官僚。所谓官僚。第一是官，第二是士。第三便是辅助官的人，如幕友，吏胥，差役，绅士，豪民等。这些人的利益与统治者基本相同。与被统治者则相反。当然，统治阶层中，未尝没有关心民瘼的清官，如明代的海瑞，本朝之于成龙，张伯行，视被统治者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。然而这种人，似不为官场主流所容。而且，这些被小民念念不忘的清官。总是极少数。以生物学上的概念，好的和坏的，总是少数，常态却是中庸。中庸之人，是不会以他人之利为己利，也不会以他人之害为己害，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位的。这就是一直强调的人的本性为自私。社会的组织，总是将利益与一部分人同，与另一部分或多部分反。这就需要统治者的尽都督之责。但社会分工既细，人口繁衍又如此之多，社会之等级或者阶级，越来越复杂，督责之重便是个大问题了。督责本是统治阶级的特权，亦是其责任。但办任何事，官僚阶级都免不了剥削小民而自利，这就勤勉的官吏不免总是得罪人，倒不如少办事或不办事来的稳妥些。想通了这一节，便明了为什么政治习俗总是取消极性了。”
这倒是有趣。许文夫津津有味地听着。他自思算是龙谦所言统治阶级的人，家里有数百亩好田，还在工厂和商号中占着股份。再思同僚，似乎都是一样阶级的人。
“历史上，最高统治者对官僚队伍或统治阶级行放任政策，政权还能长久些，若是取激进政策，内部便先反了。所以，如宋代之王荆公类，总是少之又少。此等人，既不为官僚阶级所喜，亦不为最高统治者所喜，日子很是艰难。明代冯梦龙有一部其中便有对王安石的描述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是不是像我说的这样。
“因为政治上有此种但求无过的趋势，这就造成了一种官僚的习气，官僚阶级采取的政治态度总是这样，第一，不办事，第二，但求免于督责，第三，督责所不及，便采取作弊的法子……”
低下一阵轻笑。许文夫几乎要笑出来。龙谦总结的官场三态颇为传神，他接手山东大学堂后所经历正是如此。
“不办事的方法，第一，推诿，就是干脆不办，或交给别人办。第二，延宕，就是将事情拖下来，希冀其自行消灭。官场的办事效率低的原因就在于此。但求免于督责，就是采取所谓说官话的手段，听起来完全正确，实际上都是废话空话，于事毫无所补。作弊乃是求自利，是阶级与个体的本性，历来如此，统治者作弊，被统治者一样作弊……
“各种政治，总是要先有了钱，才能举办。要想积极地整顿政治，理财之法是不能不讲的。但本朝最重要的赋税乃是地丁，地即田税，丁乃身税，即力役。责民应役，其弊甚多，于是改为折纳钱而免其役。也就是官府收了钱再雇人办事。而所谓折纳钱者，也不是向应该服役的人征收，而是设法将全县丁额，摊牌于有田之家，此所谓摊丁入亩。名为丁税，其实还是田税。本朝各县丁税，实际是有丁额的，并不会因人口之增加而增加，圣祖于康熙五十一年颁诏，‘令后此滋生人丁。永不加赋。’至此。地丁两税便正式合二为一了……官府运作是要依赖资金支持的，税收为其正项来源。但外部局势之剧烈变化，比如列强之侵略，整军备战，导致官府支出的急剧增加，而内部机构人员也会因时间之推移而呈现出增长之趋势。西汉大约每九千人供养一名官员，到现代则不足千人了。而田税之增加却赶不上花钱的速度，矛盾便由此派生……
“便是最愚蠢之人，也晓得亩产之增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因此，田税之增加困难重重。但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亦是不可阻挡之潮流。所以，为应对局势之变化。就必须大力兴办工商，以增加税源。鄙以为，文明社会之标志，可用税源来观察，社会愈进步，田税的比例愈低，直至彻底消除田税。朝廷施行新政。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工商，大力兴办实业……含义正在于此。”
“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有两个，一是维持国内的秩序，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。为达到此两个目的，于是便有了兵刑。中国从前的情势，在和平年代，是无所谓兵的。所谓兵，只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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