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九百七十六章 准许(2/6)

“没有，我在他家放牛时我才**岁，我怎么会和他吵架呢。只是我在他家看牛时，我受过他的剥削和压迫，他根本不把我当他的外甥看待。也不把我母亲当作他的女儿看待，一点情谊都没有。”

“哦，你外公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，使你对他看法这样坏？”

安良说，“这说来话就长了。我的出身可以说是两个极端。我父亲是个替人家做长工打短工的雇工。按照《湖南农民的考察报告》里说法，我家我家在旧社会，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人家，是农村里的无产阶级。在当时的农村里是最穷最苦的人，被什么人都看不起。

而我的母亲却是出身在一个很钱的富农家里。

我父亲给人家做长工，他的工钱每个月只有300斤稻谷。要是在现在来算算，100元100斤稻谷。不过才300元一月，现在我们城市就是低保也有七八百元一月。那300一月。这是农忙的时候，要是在农闲时只能打点忙工，替人家做一天也就几斤米或麦子，有时就地方做工，只好在家闲着。这样低的不稳定的收入，要养活我们六个弟妹带我母亲七个人，这生活如何艰难就可想而知了。

“我家这样苦，可是我外祖父在当时农村里却是极富的人家。附近村坊上是很名气的。他有大田30多亩，还有隔三年就能轮收租谷的二十几亩祭示田。此外还有晒谷场、生畜园、菜园子。竹笆园，碾子房，差不半个村子都是他家的的家产。他住的房屋，是村中两座高高的马头墙下的下并排连在一起的大楼屋。他自己住一幢，给他的大儿媳和孙子住一幢。平常雇两个长工和一个看牛娃，插秧和割稻时再雇雇两个忙工。家里谷仓里的陈谷烂米吃三年也吃不完。宁波钱庄里，还存有算不出来有多少的洋钱。这样一份家档。当时在鲍家湾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老板了。”

周处长听到这里问：“安良，你妈妈出身在这样一家有钱人家，她当年是怎么会嫁给你一个做长工的父亲的呢？”

“这说来话就长了，”这安良说：“那是我外祖父包办婚姻造成的。后来我母亲离婚了才嫁给我父亲。”

“你母亲当年肯下嫁给你做长工的父亲，这可不是一般人女人呀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，你母亲就有着这样强的反抗精神这很了不起了！”

安良说“是啊。当年我母亲就是与我外祖父的包办婚姻坚决抗争才跳出那个牢笼的。

“但是这样的一个老板，说来叫你不相信，他出门到外面去的时候，总是穿着补钉上面加补钉的破衣褴衫。冬天里穿一件破棉袍，也是补钉上面再打补钉。有时下襟还露出来几块烂棉花。腰上扎根稻草绳。脚上穿一双是他自己打的草鞋。里面是一双布脚底打过好几层厚布的老布山袜。肩上背着一只破竹篮，如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则在破篮上还插着一股秤东西的秤杆，再是他腰里的破袍下。总是系着一串钥匙。出门在外，如果尿急了，离家还有十里路，他也要把这泡尿憋到自己的田里才尿。地地道道是个守财奴。

“像他这样吝啬的人，对长工和打忙工的自然不会好，他给做田头的人吃的是臭咸菜，臭冬瓜和一些霉头鱼烂芋艿茎，饭是干粥烂饭，给田头人吃的点心，则是一碗咸菜年糕汤，一碗点心里只见汤和咸菜，和几片切得脚底皮一样簿的年糕。就是这么碗里的稀稀的几片年糕，他送去时还自己一面走一面捞着吃，等送到田头人手里，就只剩一些咸菜没见几片年糕了。

“我后来长到八岁时也曾到外祖父家去放过牛，他根本不把我当作他的外甥，就像对别人家来的放牛娃一样。他让我八岁的人，放他一只大黄牛，每天下午还叫我割夜草，等到牛车水了一天到晚叫我去割草。即使当夏六月毒太阳晒得人透不过气来他依旧叫我去割草。牛不赶水时就叫我去放，牛肚皮不吃饱就不许我回去吃饭。中午回家来吃中饭，他自己在帐房间里吃着甜蜜的白糖糯米粥过鱼肉，给我吃的是雇工们吃剩的一点臭咸菜和臭芋茎和冷饭块。这在我过去写的次提到过他。

晚上让我独自一人睡在一间他家放家具杂物的暗间里，老鼠在我床上窜来窜去，爬到我的头上来咬我耳朵。夜里我起来小便，看那黑沉沉的风箱箩筐等杂物，有似幢幢鬼影，使我不敢开眼。

天没亮外公就哇哇的来叫我去牵牛、洗牛、打扫牛栏。吃过早饭就去赶水，他管车头部，叫我背着一只和我一样高的破草篮去割草。放牛要放到天黑才让回家吃饭。我在外公家放了两个月牛，人晒得又黑又瘦。我母亲看见我大中午了，**辣的太阳晒得河水都发烫他还叫我在野外放牛，看我都快中暑了，实在不把我当人看待，我母亲舍不得我这样受苦受难，就把我带回家去。长大后我读了《高玉宝》半夜鸡叫的故事，我觉得我外公与周扒皮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在我外公身上真正体会到地主的凶恶与残忍，吝悭和贪婪。

“外祖父原有两个儿子并且讨上了两房媳妇。此外还有三个女儿。我的母亲是他的最小的女儿。由于他为人十分吝啬，所以他和我外婆，和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关系都搞不好。两外儿子虽从小让他们都上过中学，——这是在三十年代，在农村里能上中学的人还很少，但是他让他们上了。本来他想让他大儿子来当家，但是父子俩性格合不来，我大舅不愿